新时代：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新特点 ——新望教授在江厦智库年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在2019年1月12日举办的江厦智库年会上，新望博士在《新时代•新需求•新动力》的主旨演讲中，以新时代的制造业为主题，通过发展阶段转换，发展经济学理论，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未来高质量发展，历史经验，新需求、新制造、新服务，未来升级，企业面临的挑战等八个方面的总结与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阶段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客观的判断和展望。今天，经新望本人授权并审核，我们编辑了他的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江厦智库特约研究员新望博士）
（以下为新望博士完整讲话稿）
谢谢主持人的隆重介绍。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很高兴，作为江厦智库的特约研究员，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2019年未来一段时期经济趋势的判断。尤其是结合我们宁波——中国制造业的重镇，谈一谈新时代的制造业。题目很大，主要还是围绕消费升级和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我们江厦智库的定位是“咨询+资本”，我觉得非常好，在座的我看到有投资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探讨，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过去的2018年，我有个朋友总结了一句话，叫做“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什么意思呢？就是凡做了买卖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过去的2018年，经济情况很不好。做什么赔什么，做金融尤其是小微金融的，因为“去杠杆，挤泡沫，严监管”，应该说是“哀鸿遍野”，甚至出现了人命案，杭州一位年轻的三十五岁母亲因为投资亏损太多选择了跳楼，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很多小微金融、互联网金融,过去一年应该是非常难过的；因为金融收紧而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不在少数，甚至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很多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得不“硬着陆”，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一些大的国有企业仍然产能过剩。结果是，真正要“去产能”的、效率低下的去不了，一些“僵尸企业”也继续存在着产能，而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被强行“去产能”。我想东南沿海包括宁波在内，中小制造企业肯定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有互联网企业前几年“双创”，一窝蜂地“双创”，尤其是大学生的创业，成功率还不到百分之一。现在造成的普遍局面是，家里面一个独生子，把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全家都被拖到这个“创业”的大潮之中，一个中产家庭有可能就完了。
这两年，中国经济的确是遇到一些困难。2019年马上就是三月份的两会，往年总理的报告，用“极其困难”、 “极其严峻”来形容。我想今年仍然是这样的词。除了“困难”除了“严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其他的词更贴切。
有人说，2019年可能不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而是“不要躺枪，就是胜利”。网上甚至有人戏称为“躺年”，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所在的行业，所在的企业，不因为自己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倒闭、亏损而受到连带，就很不错。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现在应该说经济下行，尤其是短期的经济下行，确实压力比较大。
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形容的是“断崖式”“垮塌式”，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些增长面临的一些雪上加霜的问题，这是短期，但是，我们既要看短期的经济数据，看短期的政策，还应该从长看一看，从中长期来判断一下中国发展的趋势性状况。
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判断，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历史方位？进入到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稍微放远一点来看，是不是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不光要看发展的速度，还要看是不是转型，是不是看发展的性质在变化。
总体上来讲，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另外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从原来的高速发展阶段或者是超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了中速发展阶段。按照克强总理的说法，也可以叫“中高速发展”。我们曾经是两位数以上，接着12、10到8，现在总理提出的报告是6.5，今年最后的数据出来了，还是在6.5到6.9之间。这个发展，应该说从7开始就是一个转折。
2012年的时候，当时克强做副总理的时候，就和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过一个“2030年的中国”的课题，讨论的就是中国中长期发展阶段和战略。课题组做了大量的定量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所有的先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大约在80年时间左右，而后发的新兴国家可以用30-50年的时间进行“追赶式”的跨越，就是少了一个“试错”的时间，所以发展速度比较快。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搞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八年的发展高速发展阶段相对结束，“补课式”“挤压式”的增长就已经告一阶段，到2015年以后，就从原来的这种“补课式”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正常发展的阶段。那么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就结束，下一个阶段是中速增长。
当然，百分之六点几在全世界也是高速增长，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纵向来看，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前些年判断宏观经济有一些概念，叫“软着陆”，叫“再起飞”，或者“硬着陆”等等。这两年，这些词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个“软着陆”的问题，或者“硬着陆”的问题，不是“V型”或者是“W型”的问题，是一个“L型”。
就是说从一个发展的平台期下降到另外一个平台期。发展阶段变化了，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发展阶段用总理的话讲是由高速发展进入到了中速发展，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原来的速度型，规模型、粗放型的这种发展，转变到了质量型、效益型、集约型的发展。当然这个转变我们也说了很多年，本世纪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讲“两个转变”，讲了二十几年，但是这个转变真正地到来， 2015年前后是一个窗口期。转变难在哪里？就是我们资源配置的方式没有转变。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这个转变就有可能较快地实现。
我们过去高速发展的三四十年时间，最初是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一个基本原理，它认为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当中，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向世界经济大循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土地，很多要素成本很低。前两年都还在说“剩余劳动力”，这两年我们很少见到这个词了。
哪一天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了，可能朝鲜的制造业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有竞争力，为什么？它那个体制化程度非常高，它可以把全国工厂化、企业化，甚至军事管制化。
比较优势完了以后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什么呢？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利用一些先发国家走过的一些路，进行拷贝，进行模仿。有一些不受技术或者创新路径，直接抄过来。十年、二十多年前都还在讲一个口号叫做“以市场换技术”，可以利用我的后发优势来和你做交换，我市场大，你有技术，我们交换。
但是现在，近年以来，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后发优势，都在逐渐地丧失。后发优势的丧失我们可以从“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中看到，不可能再强制转让技术，也不可能再低成本照抄别人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福建晋华，芯片被停了之后，三四百亿的企业马上停止运营。
所以这种发展，必须进入到一个从学习模仿、慢慢向自主创新转变，到最后自己国家的创新逐步成为国际创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转变不完成，就意味着什么？就长期在这个粗放和低质量的增长当中，没有新的动能出现，这个发展阶段永远迈不过去，就掉入到了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中。
发展经济是研究长周期理论，有一个研究经济起飞的专家，研究农村城市化，研究工业化的一个专家，叫罗斯托。罗斯托是专门研究经济起飞的。后来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叫范·因，他是专门研究经济回落的，他从经济回落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特点。范·因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波段，有长周期，一个长周期大约是二十年左右。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周期和波段呢？它认为主要是由技术创新来决定的。当技术创新或基础理论突破带动的技术创新出现了一组技术，由这一组技术又产生一个主导产业群的时候，可以推动二十年左右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高速增长。
范·因认为，上一轮周期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导产业群的推动。2007年前后，上一轮主导产业群推动的周期，已经衰落。截止目前，仍然没有发现一组产业主导群可以再次造成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包括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等还不足以构成支撑。根据范·因这个说法，我们仍然处在世界经济这个长波段的谷底，大约还有十年左右时间，或者至少还有八九年的时间。
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三十八年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到了中速增长阶段，这是我们中国。刚才我们讲了世界，从上一个繁荣周期到到下一个周期之间，正好处在两个繁荣周期的谷底。中国发展的周期和世界经济长波段两个周期重叠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中长期的经济环境。也有个别经济学家比如说林毅夫、李稻葵认为未来还有百分之七、八左右的增长。
但是总体上来讲，那个阶段，已经过了。我们的环境受不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速度放下来后，我们可以调整结构，我们可以把污染的问题解决一下。所以从中长期来判断，中国经济必然进入另一个发展的阶段，必然要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增长方式，寻找到新的动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阶段转换的机会。有两个大的机会：第一个，中国的内需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将要启动。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判断。就是人均GDP达到一万美金左右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内需市场开始释放，开始启动。
我们从九十年代，本世纪初也在讲启动内需，但多少年来，启而不动。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们2018年人均GDP接近一万美金，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开始形成，内需开始启动。我们在以往“追赶式”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采取的一个战略就是出口导向战略，包括宁波，东南沿海的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很大。但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长期依靠出口导向，肯定不行。如果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利用出口导向还可以。
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市场，一直沉睡，这肯定有问题。以往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从增长的动能上来看，主要靠“投资驱动，消费拉动”然后是“出口带动”。未来增长的动力肯定要转变，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内需拉动，创新驱动，这是新的动能。所谓发展新阶段，要寻找到新的发展的动能。
第二个机会，我们说，后发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的时候，一般是三五十年的时间，但我们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甚至考虑户籍因素乃是严重的滞后。所以，城市化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克强总理有深刻论述，只要把城市化抓好了，未来中国还有一二十年高速增长的潜力。我们和工业化同水平的国家，城市化大概差十几个百分点。如果把这十几个点的城市化欠账补上的话，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推动力。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周期，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会。这就叫“新时代”。大家知道，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又有了新的表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我们从中学学哲学课就知道，事物的主要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的，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了，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性质已经部分发生了改变，至少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尽管十九大报告讲“两个不变”，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的判断仍然没有变，经济工作为中心这个中心工作也仍然没有变。但是主要矛盾变了。你未来的经济工作的中心，你要围绕这个矛盾来展开。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建国以来有过四次：第一次是八大，第二次是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错判，搞了“阶级斗争为纲”，然后1978年我们做了纠正，1978年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现在新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原来低层次的矛盾，我们已经部分地解决了，现在我们面临着高层次的矛盾。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而不是一个高速度粗放发展的阶段。这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一个特点。
而且未来高质量的发展，主要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方面。制造业是最基本的，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 “中国制造2025”搞得全世界很紧张，尤其是美国人特别紧张，这只不过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做了一些规划，欧美国家都有。前几天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的经济工作做了七条部署，第一条就是“高质量地发展制造业”。
我有个个人的观点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不一定成熟。我觉得这一届中央政府，十八大以来，特别重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这可以说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宁波是“中国制造2025”公布以来第一个“2025”的试点示范城市，所以高质量的发展制造业使我们未来面临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宁波建设建设制造强市，是一个大战略。
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总体上来讲，发展的机遇非常之大。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到了新的阶段美好生活怎么解决?我们的制造业需要着眼美好生活，解决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制造业从短期来看，受到这样几个因素的困扰：一个是发达国家、先进国家围堵。以班农、特朗普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代表西方精英认为，中国的入世，占了便宜，抢了一些技术，但不按规则办事，所以对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是高度警惕，尤其是高科技、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这是一个前有“堵兵”后有“追兵”的局面，“追兵”是什么？
东南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开始到中国招商引资，尤其是奥巴马执政的后期，他的TTP出台以后，我们很多东南沿海的制造业纺织、玩具等等都到了越南柬埔寨，阿迪达斯就是一个标志。同时，我们国内自己也面临着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困境，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等都在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制造业目前来看，内外交加，困难重重。如果中国的制造业不能率先突破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寻找到新的动能的话，那么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任何悬念。
所以“中国制造2025”也提出要在“制造强国”的基础上，要质量强国，高质量发展。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型、粗放型特征最明显地体现在制造业上。大家知道中国制造这四个字，“made in China”在国际上应该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我们讲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在西方某些国家，甚至在个别国家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至多就是一个合格产品，是一个低成本制造、低价格、低质量的产品，绝对不像“made in German”是一个品牌产品、品质产品。
对于我们中国制造如何能从低端的合格制造走向高端的优质制造，这是我们制造业能不能实现转型的一个关键。大家知道，一个产品的质量有这么几个阶段：最低是符合性，能用，符合基本指标;第二个，适用性，就是相关的部分可以延伸，能用，用的时间而且很长；再就是满意性，比较称心；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卓越性，体验良好、超级满意。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互联网开网店，同时在线下可以开一个体验店，为什么要开体验店？敢不敢开体验店就看你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超越体验，消费者到你这里体验产品时，发现远远超出了对产品的预期，这叫“消费者剩余”。我们开线下体验店的时候，你如果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消费者剩余”，这是卓越，没有这个，体验店就别干了。
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之初，都和中国差不多。中国应该和他们在某一历史阶段目前是平衡的。也不是我们“made in China”天然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合格产品。德国，曾经的“made in German”,是一个耻辱的代名词，英国人曾经立法，德国的产品进入英国的时候必须要标上“made in German”德国制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人认为，德国人的产品，质量很低劣，为了保护我们英国的消费者，强行让他打上“made in German”，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保护英国消费者的办法。
但是德国人通过标准化管理，通过他们的工匠精神，目前“made in German”已经是一个品质品牌的象征，如电器、汽车、等等。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轻工业、手工业比较发达，但是日本通过工业化，以大规模生产来提高产品质量，这是美国人帮助他们完成的。包括精益生产法等等这都是美国人帮助引进的。
日本目前国内最高的一个产品质量奖叫“戴维奖”，是为了纪念美国人美国人戴维把美国一套工业质量管理体系，引进到了日本。美国也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消费者至上”，原来它工业化的有过一个“狂飙时代”的快速发展阶段，但速度快，很多产品也是假冒伪劣，工厂也是“脏乱差”,那么美国质量的管理、质量的监管，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大家知道，罗斯福是信仰“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做了很多政府干预的事，有些做得不对，有些做得很好。比如说，全国的产品质量、食品药品的监管体系，是在罗斯福时代建立起来的。而且这套体系是全世界目前最可靠的，美国的食品、美国的药品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但是美国当初也不是这样，罗斯福在吃早饭的时候，他正在吃一根香肠，结果看见报纸上报道：美国香肠生产的质量低劣，香肠生产车间非常脏，老鼠横行，垃圾遍地，于是他大叫一声，把香肠就扔出窗外，于是就开始抓全国的食品药品的质量监管体系。这套“消费者至上”的监管体系目前还是非常可靠地保障。
怎么解决美好生活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现在有关于“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的争论。说消费降级的人认为我们最近数据公布的，中国的榨菜和方便面大销，所以人们消费降级了。但是又有人说消费升级，茅台酒供不应求。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我更看是消费分级下的消费升级。既有降级，又有升级。
但是总体来讲，是升的。卖的好的就是康师傅、统一方便面以及涪陵榨菜那个大牌子，小的杂牌的方便面和榨菜销量也在下降。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也在升级，他在追寻大的品牌。
我想，总体上讲，肯定是消费升级了。因为一个国家的消费，它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决定的因素是居民收入。如果人均收入增长，必然消费升级。以前衡量消费结构用的是“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目前国家统计局还在用。如果说恩格尔系数到了百分之二十的时候，那么这个家庭就是“极富裕家庭”；如果说到了百分之三十的时候，那这个家庭就是“富裕家庭”。
现在更准确地以收入递增来研究消费结构升级的话，是下面三项占收入支出的比重：（1）非耐用品（2）耐用品（3）服务。非耐用品主要是蛋、奶、食品、饮料等。非耐用品一般是先降后稳，其中药品是上升的，旅游娱乐护理是上升的，这也基本上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局势；在耐用品当中，趋势是先升后稳。美国把住房放在服务中，但在中国，住房肯定放入耐用品之中。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消费指数当中，住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项目。放在耐用品里面好像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它占的比例应该是非常大的。
当然根据时代的变化，耐用品在时代中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如“老四大件”、“新四大件”；服务，在消费升级中是稳步上升的。住宿和围绕住宿的一些服务是稳步上升的。医疗、汽车后服务、航空、电影、体育、金融、教育也是在稳步上升的。
说明一下，把金融放在服务当中，自然有它的道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也有为个人消费服务的。举个例子，保险，中国的保险才开始爆发。为什么？保险本身就是人的一个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论”来说，人的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他对自己未来的稳定的需要开始逐渐增强，也就出现了保险这个行业。买了保险，心里就是一种踏实感。金融五大类：银行、基金、信托、证券、保险。保险具有消费性。
按照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就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方，大概处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初，宁波和上海稍好一些，大约处在美国八十年代初的样子。那么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按照先发国家的经验，最后这三者的比例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就是耐用品占占总体支出的百分之十，非耐用品占百分之二十，服务占到百分之七十。我们的制造业也面临着未来这样一个大趋势、大背景。制造业中有很多是服务型制造业，服务中也有相关的制造型服务业，都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消费的背后是需求，最后决定人们的因素是人们的需求，需求决定消费，消费决定供给。中国目前的状况正如十九大讲的：不平衡。一方面不平衡有很多的过剩，另一方面有很多领域是短缺的。吴晓波在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到日本去买马桶盖》，许多中国人下了飞机后在日本抢购小电器，尤其是马桶盖，回来以后发现是“浙江制造”。我们每年“海淘”和跨境电商有八千万，这说明我们国内的供给还满足不了需求，尤其是新阶层，八零后，九零后。八零后现在都被称作是“中老年人”，九零后被称为是“网络原居民”，“原居民”有着自己的消费习惯。所以研究新消费，我们制造业、服务业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做。
如果按照新消费的新需求来做中国的制造业的话，中国制造业的所有产品都可以重新思考，重新定义。我重点讲一下创新设计。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但是一个设计小国。而我们知道。设计是制造的灵魂。大很多情况下中国人不是生产不出产品，不是制造的问题，而是设计的问题。
据说C919大飞机百分之七八十的零件可以在网上买得到，但是我们设计不出来。我们很多产品，比如说苹果手机，生产都是在中国，但是生产这一块赚的利润非常小，利润部分在于芯片和设计。超前的设计有可能就会引发产品的革命。
比如说微信，微信它就是一个设计，它对新的社交进行形式了研究，然后发明了那个产品让腾讯在互联网方面形成了一个无人竞争的局面。当然我认为，只要我们把握住新时代新阶层的新消费，制造业仍然是重点。很多人讲“夕阳产业”“朝阳产业”我觉得制造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制造业就像太阳，永远需要，人类只要生存，只要发展，只要想吃饭，想吃得更好一点，制造业是必然，也没有什么“红海”“蓝海”的说法，制造业就是大海。
未来随着消费场景的细化，产品品质都会得到提升。即使传统制造业前景也非常广阔。举个例子，浙江人造袜子，诸暨是“袜子之乡”，美国人消费的袜子大概一年三四十双，日本人是二三十双，中国人大概是八双左右。而且咱们的袜子都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毛巾也是如此，美国人一年八十条左右，日本二三十条，中国人就不到五条。
美日国家的毛巾功能非常多，干用的，湿用的，擦手的，擦脸的，私人定制的。我们只要把消费场景把握好，个性化把握好，这块市场也是非常巨大的。再举一个例子：牛肉面，我老家是甘肃的，我在北京二十多年，刚开始在北京吃的牛肉面，汤很少，面很多，辣椒调一下面都变色了。现在牛肉面在北京虽然贵了，但是正宗程度和兰州差不多，市场也打开了。
我们现在就要研究这种变化，跟上这种变化。只要是和民生相关的，我们很多都是短缺的。很多有钱人现在看病，就是要去三甲医院。高考恢复后的77级78级大学生，这帮人经过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黄金增长期，经过四十年财富的积累，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还有我们的小孩，几代人生一个独生子女，或者二胎，从一岁到八岁，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短缺的。
